史学史上最深刻的变革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出许多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顾颉刚在1945年指出，西方进化史观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侯外庐在1946年强调说，中国学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论，已经“学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这是对20世纪前期历史观念之发展的很好的概括。

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理论上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就为新中国的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准备了前提。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很有生机的活跃局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过去不合法的、只在局部范围得以存在的状态，转向合法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存在和发展的状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当唯物史观通过各种形式如同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它就不仅仅是“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产生了真正理性的觉醒——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胜利。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与提高，历史学界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从而在历史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而使中国历史学在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此而得以确立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日益发展起来，形成了严重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做法，损害了已经形成的自由争论的气氛；伴随着政治上的“左”的倾向的发展和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开展，历史研究中也逐步加重了“左”的倾向，使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思考和一些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新中国史学遭到空前的劫难。“文革”以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历史学家和许多学科的学者从此受到打击、迫害，随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批儒评法”猖獗一时，历史学几乎成了荒芜之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政治生活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历史学也在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一方面廓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一方面探索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途径，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近20多年来，理论上的反思、研究领域中某些“禁区”的突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对传统史学的正确评价、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新成果的层出不穷等等，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经过80年代的反思而进入90年代的全面进取时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中国史学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回眸50年，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当时，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学习步骤和要求，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既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又是改造旧的学科体系。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

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荫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也为科学的历史学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前景。可以说，50年代新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当时的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胡绳在1956年发表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深刻剖析了几种关于历史学的错误见解，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尚钺在1953年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一文，阐述了类似的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指导我们胜利地研究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事件和人物的钥匙，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参加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斗争，改造人类历史最有效最锐利的武器。”

然而，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教条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加上5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影响，历史研究领域中和史学工作中也逐渐滋长起“左”的思潮，更加重了本已存在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份量，史学发展受到了损害。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在1962年和1963年先后发表了《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来观察历史发展的总的过程，还要从每个历史阶段来观察一定历史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说，相继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个步骤，都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结果，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这些论述，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随着时光流逝，其理论光彩愈加显出耀眼的光辉。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洗礼的历史学，还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怎样以这一指导推动历史学的前进？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史学工作者或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或从具体研究成果上作出明证，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有的学者强调，“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二是不把唯物史观同创新对立起来，而是以后者去丰富前者；三是新的创造必须从唯物史观同研究的具体对象相结合中提出来。近20年的许多历史著作都显示出这个基本原则和创造精神。事实雄辩地证明：50年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已经深深地扎根，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不可能动摇它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新中国史学50年理论建设的又一个方面是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了《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包含以下一些内容：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十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分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见解，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其中，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被称为是五六十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他问题，除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70年代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者外，大多也是五六十年代为史学界所关注的。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至少也是现今人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的重要问题；对于它们的认识，固然需要以丰富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资料中概括出理论性的说明。可见，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理论领域的重要问题。

第二，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尽管有不少分歧，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而使这些讨论一则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一则也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同时也推进了二者的结合。

第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思考。这一点，恰如《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历史理论体系，或曰历史哲学。

可喜的是，近20年来，历史理论领域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形态发展模式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等；又如关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问题的研究，关于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及对一些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继续探讨，都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展开。当然，这些讨论还未能达到一致，这些研究的结论有的也未必能被史学界普遍地接受，但是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积极意义却是十分突出的：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理论领域里向着新的高峰攀登的热情和勇气。

在近20年中，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也由此进一步深化，历史理论领域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部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历史理论领域在八九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本书共九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是新中国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书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以此论述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并对近百年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启蒙思想演进过程作了专题考察，是对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本书回顾了40多年来史学界在这两个观点上展开的讨论，在对讨论作系统概括的基础上，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多有理论上的启发。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本书把历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是一部有独立见解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理论著作。田昌五著《古代社会断代新论》，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社会历史之战国封建论的著作，首先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次概述了中国奴隶制形态的面貌，再其次分别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经济变动、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此前，作者有《古代社会形态研究》，此后，作者有《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反映了作者从历史考察和理论探讨上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历史体系所作的系统的研究。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本书是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包含“由部落到国家”、“古代社会”、“古代到中世纪”三编，系统地阐述了汉魏之际的社会变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在汉魏之际进入封建制时代这一学说的最有力的代表作。

因限于篇幅，不能作更多的胪列、评介。仅从以上所举来看，它们都是有系统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历史理论领域在近20年中所获得的突出进步。总起来看，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在历史理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还表现在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方面。史学理论是关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如历史学的属性、功能，史学家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历史文献和史学方法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式，史学家的修养与时代使命等等，都属于史学理论领域。这同上面所说的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即历史理论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学理论，不曾讨论历史学本身是否还有理论，更谈不上区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观念。80年代初，一则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论反思，二则有西方史学理论的纷纷引进，中国史学界关于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沛然兴起。人们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不过总的说来，那时人们讨论的“史学理论”问题，大多是历史理论问题；那时开始编写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著作，不少还是以阐述历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只有极个别的著作，是明确地阐述史学理论的。80年代中后期，经过反复的讨论，人们认识到，要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有必要弄清楚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但这时期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大多是历史理论内容与史学理论内容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或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本有内在的联系，不便轻易取舍所致；或因教学的需要，包含的方面宽泛一些更便于讲授所致。

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标志，一是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别的意识更加自觉了，二是就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如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的说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然而，这种只研究历史学本身问题的史学理论，只是狭义上的。广义的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理论和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本书的内容就是两者兼有的，因此是广义的史学理论。”有的研究者还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从内涵结构看，史学思想在总体上可以分为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对史学研究的认知两个部分，即所谓‘历史Ⅰ’（客观历史）和‘历史Ⅱ’（历史学）的理论思考”（陈勇、罗通秀编著《西方史学思想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3页）。这里说的“史学思想”，是把两种认知活动即“理论思考”都包括了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十分重视对于“历史”与“史学”的含义及其理论思考对象的区别。这对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些著作是着意于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的，如：《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出版）所论述的问题，限于历史认识论研究和史学方法研究，即关于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史学导论》一书给自己的任务作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它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页）。本书所讨论的理论问题，都是史学自身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是以比较活泼的形式，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我的史学观》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约请史学家们各抒己见，发表对于史学本身的见解，旨在通过史学家群体的思考，揭示史学自身的内涵和魅力。

这样的著作也还可以举出一些。

上述两种类型的论著，大致可以概括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中国史学有研究自身相关理论问题的优良传统，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明代卜大有所辑《史学要义》，清代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近人李大钊所作《史学要论》等，都以研究史学为旨趣，有许多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思想遗产。在这方面，外国史学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新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个领域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